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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承受的关怀”:政府上门服务为何引发民众不满?
易航宇;孟凡坤;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正在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服务。通常认为政府的主动服务有助于提升民众满意度,但为何在“更进一步”的上门服务中却引发了民众诸多不满?本文从公共服务体验的视角出发,基于两个典型案例揭示了政府上门服务中民众负面体验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政府上门服务使得民众生活场域转化为政府服务场景,公共服务的行政性与私人生活的社会性发生冲突,行政力量塑造了上门服务中诸多情景压力;政府上门服务也因政府主动作为抬升了民众服务期望,但标准化的统一服务供给无法满足个人差异化的实际需求,民众因此会在服务前后产生期望落差。上门服务中民众的负面体验是政府过度主动行为的产物,对此需要加强公共服务的体验设计,保持政府服务的适当“留白”。
归口领导原则下的机构改革的限度和挑战——基于对L市新设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案例研究
王军洋;王诗源;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依照“一类事项由一个部门统筹”的原则,整合原属于人社部门和民政部门的相关职能以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旨在实现退役事务的集中统一管理。然而,基于L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考察发现,新设机构顺利接收了原由民政局管辖的优抚事务,但在承担原由人社局负责的军转干部安置职能时却面临挑战。本文从党的“归口领导”分析框架出发,探讨了这一执行问题背后的深层机制。究其原因,民政优抚工作属于典型的同级政府负责的行政职能,不涉及党的职能部门的纵向归口,与改革方案的行政整合逻辑相契合,因而转隶顺利;而军转安置工作则深嵌于“组织部—人社局”的归口领导链条中,使得行政层面的横向职能重组难以完全适配纵向归口领导的制度要求。本研究表明,行政层面的机构重组和整合,必须适配更高层级的归口领导体系;若缺乏纵向归口关系的同步理顺,行政层面的整合成效将受到显著制约。
鉴往知来：中国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的变迁趋势及其启示
谢胜华;康敏;冷向明;既有关于中国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大多缺乏历时态关怀。本文致力于把时间变量纳入政治参与行为研究,从年龄时期队列(APC)的分析视角出发,揭示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的变迁趋势。基于CGSS(2005—2021年)共9轮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在年龄效应上呈现倒“U”形趋势;在时期效应上呈现渐次缓慢且波动上升的趋势;在队列效应上,不同代际居民受教育背景及经济状况的影响而呈现出显著差异。在空间维度上,城乡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在年龄和时期效应上呈现出显著异质性。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为提升居民基层政治参与水平提出对策建议。
定风与引向:部门网络与政策吹风的议题演进
凌佳亨;翁宗源;刘伦;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政策预期沟通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政策吹风是中央政府开展政策预期沟通的核心工具,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策模糊性、减轻信息不对称和预期偏差,并对以“决策删简执行协商”为特征的政策过程形成补充。基于2015—2023年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文本的研究表明,吹风会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国内与国外等核心治理关系上的关注重点,随政策周期与社会情境而变化。议题内容一方面持续聚焦市场主体、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动态回应阶段性治理重点,并呈现向跨领域、系统性治理议题拓展的趋势。在沟通策略上,吹风会的时序安排与媒体渠道配置呈现出明显的策略考量:沟通节奏依据议题性质在“长预热”与“快响应”之间切换,并在关键改革领域采用前置吹风以引导预期;媒体参与格局则呈现出境内媒体层级分工与境外媒体地域与功能分化的特征。参与部门形成具有“小世界”特性和高集聚性的合作网络,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核心部门处于网络中心并扮演关键桥梁角色。研究刻画了政策吹风在中国政策预期沟通实践中的主要特征,为理解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提供了经验观察视角。
约束与包容:流动人口司法治理的差异性研究
王翔;胡悦;对流动人口犯罪依法进行审判,是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亦是保障流动人口有序治理的重要防线。本文聚焦流动人口司法裁判问题,基于164790份裁判文书数据展开系统分析,从裁判差异角度实证考察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治理策略与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呈现出约束效应和包容效应并存的双重倾向:相较于本地人口犯罪,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判决刑期量刑更严,约束性更强;但同时,司法判决又受当地经济和文化两大维度影响,对司法约束性形成非线性调节。两种效应共同塑造了流动人口司法治理力度,为规范流动人口有序发展构建了法治化空间。准确把握这两种司法效应,有助于为完善我国流动人口犯罪防控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经验支撑。
乡村振兴视角下厕所革命政策的健康效应评估——基于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
张鹏龙;钟建乐;胡羽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江西省景德镇市2013—2022年农村建档立卡家庭的全样本追踪调查数据,以2015年起实施的厕所革命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多期DID模型,研究了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村厕所革命有效提升了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该政策主要降低了低收入群体患慢性病(非大病)的概率。第二,保障饮水安全、安装合格粪池、无害处理粪污、修建安全厕屋、安装合格厕具和铺设合格管道是厕所革命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六种途径。第三,相较于工程补助,资金补助的健康提升效应更显著。第四,厕所革命政策对农村的女性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男性低收入群体,对老年低收入群体的提升作用大于中青年低收入群体,对因病致贫群体的提升作用大于其他原因致贫群体。本文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健康提升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进一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策再生产何以形成:基于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组态分析
张迎新;周健;政策扩散作为政策科学的经典议题,以往研究往往将政策采纳与否作为核心议题,实质是将政策转移简单理解为政策复制而忽视了政策再生产的多元样态。政策再生产的复杂性决定了既有政策扩散理论的套用难以充分解释其形成过程。因此,本文基于政策再生产过程与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展,提炼出区域环境、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四个理论概念,构建了“环境组织网络领导”(Environment-Organization-Network-Leadership,EONL)的理论框架,以探讨政策再生产的形成过程。本文基于城市政府数据治理机构这一数字政府政策议题中的管理创新,综合应用Doc2Vec模型与定性比较分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必要条件;(2)区域环境与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多重并发,形成5条驱动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多元化组态,分别为内部协调型、环境支持型、内外联动型、外部协调型、综合演化型,且其本质差异在于组织外部的区域环境与组织内部的晋升激励何者为主导配置;(3)条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面貌,区域环境与领导特征相较于府际网络与组织资源更加重要,且区域环境与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分别构成了替代关系。研究不仅有助于通过对政策再生产理论框架的完善来深化对政策动态转移的理论认知,还为地方政府促进政策的本地化调整提供了经验借鉴。
城乡公共治理学科的时代价值、内涵特质与建设路径
姜晓萍;张雷;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将城乡公共治理设为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充分体现了公共管理学科应对国家战略转型的主动性与适应性。相较于其他二级学科,城乡公共治理既具有独特的研究范畴与研究范式,又具有利益公共性、交叉融合性与实践应用性的多重特征,正逐步发展为一门独立、成熟的学科。聚焦城市公共治理、农村公共治理及城乡融合发展与治理等问题,学界从治理场域、治理技术与治理体系三大维度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本土化标识性概念。面对学科建设与学术创新的双重发展需求,亟须构建更高水平的城乡公共治理学术共同体,聚焦学科建设的范式创新与体系构建、学术知识的本土提炼与理论应用、学术平台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共生等方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公共治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以“效率”之名:美国政府效率部改革实践中的AI嵌入及其争议
袁方成;李瑞浩;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演进,其已成为重塑政府组织形态与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本研究以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为例,系统梳理AI嵌入联邦行政体系的具体路径及其引发的争议冲突。研究表明,DOGE通过“数据掌控以集中资源、流程再造以重塑决策、制度适配以消解合法性约束”三重路径,推动了AI技术对联邦行政体系的结构性嵌入。该过程引发了关于数据安全风险、算法黑箱困境与公共价值侵蚀等争议,并受到来自司法系统、官僚体系及公民社会的多元抵制。DOGE中的AI嵌入实践本质上是技术强制力与制度适应力之间的深层博弈,其在行政范式、权力结构与价值取向层面对传统治理模式造成了深刻影响。未来推进AI治理须审慎应对AI嵌入治理的挑战和风险,更加注重制度设计、公共价值与责任伦理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