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与路径
朱旭峰;本文聚焦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本文指出，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本土性、实践性、传承性、包容性和时代性五大特征。通过术语溯源与内涵辨析，本文明确建议将“自主知识体系”统一译为“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本文聚焦如何构建知识体系这一学术议题，对比分析欧美国家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逻辑与典型路径，提出“学界引领型”和“实践驱动型”两类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构建路径，并总结提炼出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发展和构建在实践驱动、理论生成、学践互动、国际传播等方面的共性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扎根本土实践与传统智慧、秉持比较视角深化国际对话、强化主体学术能力等具体策略，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化构建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四大全球倡议: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中国方案
郁建兴;邱毅;周俊;四大全球倡议不仅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重要公共品，而且为重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回应全球公共品供给困境的过程中，四大全球倡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理念，构建了“价值倡导—议题设置—经验共享—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框架，从理念、目标、内容和路径四个方面，积极推动全球公共品供给从“霸权模式”与“竞争模式”向“共生模式”转型。为更好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变革中的引领作用，应持续面向未来进行增量改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动倡议落地生根以及重视新技术的支撑作用。
“控权”与“让权”:数字化治理场景中的政府纵向权力互动
赵紫涵;何里程;技术在组织权力关系中的运用，是政府数字化治理的核心机制。然而，既有研究多囿于“结构-功能”框架下的静态分析，未能充分揭示技术嵌入组织权力互动的动态过程。本研究以“权力动员”与“技术集成”为分类维度，将城市运行的数字化场景划分为“权威统合型”“分级部署型”“局部试验型”与“自治共建型”四种类型，并据此考察上下级政府在数字空间中的权力运作逻辑。研究发现，上下级政府呈现出“控权”与“让权”双重张力。高层级政府的“控权”集中于超域治理、风险治理与行为监督等关键环节，同时下放初步处置权，实现策略性“让权”,并在必要时通过灵活接管确保整体统筹。基层政府则依托属地信息优势在有限空间内实施“控权”,同时以系统建设层面的“让权”换取合法性背书。二者以场景应用为纽带，形成动态嵌套的弹性治理格局。本研究为理解城市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权力运行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透镜。
超越事本主义的“转化”:超大城市基层政府有效回应诉求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
孟凡坤;提升超大城市基层政府回应性有助于打造以个体生活福祉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以12345市民热线为牵引的“接诉即办”机制在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多地实践却陷入“忙而无功”的结构性困境。理论界围绕“增强”与“减弱”回应强度形成两条竞争性研究路径，进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本文引入诉求属性构建一个类型学分析框架，基于D街道接诉即办改革案例，考察了超大城市基层政府有效回应的内在运行过程。结果表明，基于“公共性-合理性”的诉求交互，基层政府分化出服务优化、实质解决、情感安抚和下沉议事四种行动策略。基于此，本文进一步理论推导出一种“转化式回应”的解释逻辑：作为与环境时刻交互的开放系统，理性的基层政府组织将属地规模化的民意诉求视为一个兼具正负外部性的多层次意义系统，通过将诉求办理与多重基础治理功能相联结，使其从治理负荷与任务转化为治理资源与支点等积极要素，进而修复基层治理生态。这一过程不仅从源头上降低了诉求产生的可能性，缓解了诉求压力，对冲了制度压力，更实现了与其他治理工作的协调而非挤压。从这个角度，遵循事本主义的“短平快”且缺乏转化式回应可能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事倍功半”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本文建议从上级分流和基层转化两个方面实现政府均衡回应。
知识就是力量：组织学习何以推动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杨泽斌;张振洋;政策制定过程需要组织学习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在政策执行中是否也需要进行组织学习?其何以推动政策有效实施?为此，本研究搭建“组织学习-知识生产”的理论框架，对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开展组织学习的过程及影响效应展开分析。本文以J市B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为观察案例，发现决策者的权威倡导与政策参与者的多元互动，助推了组织学习的启动，助力公共组织汲取了大量外部隐性知识。其后，借助助推、调适与转换等组织学习机制，公共组织实现了不同类型知识的整合与积淀，在提升执行主体认知水平与执行能力的同时推动政策顺利落地。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组织学习的讨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组织学习模式的类型学划分。
惩罚与遵从:基于行人闯红灯的联合实验研究
倪星;赵潞烨;惩罚是维持政治权力和统治有效性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行人闯红灯的联合实验设计，探讨了不同惩罚方式对公民遵从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惩罚概率的提升、物质性惩罚及部分精神性惩罚能够促进公民遵从，罚款严厉性的提高可以增强公民遵从倾向；感知合法性发挥着中介作用——当惩罚被认为是有用的、符合道德规范且具公平性时，公民遵从度会得到提升，而过于严厉的惩罚反而会削弱惩罚的效果；他人闯红灯概率的提升会负向调节低额罚款的作用效果；惩罚效果具有个体异质性。这表明，在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需平衡惩罚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智能政务服务的相对绩效信息如何影响公众信任
杜亚斌;与人工服务相比,算法驱动的智能政务服务既有优势,又有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算法欣赏与算法厌恶并存的现象。因此,为探究智能政务服务相比人工服务的相对绩效信息对公众信任的影响,本文基于个体工商户“秒批”改革这一现实案例,开展两项调查实验,以传统人工服务作为参照点,实证检验智能政务服务的相对绩效信息对公众信任(包括算法信任和政府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如下。(1)信息面向会显著影响相对绩效信息对公众信任的作用,仅呈现智能政务服务相对优势的单面相对绩效信息不会显著影响公众算法信任和政府信任,而同时呈现智能政务服务相对优势与不足的双面相对绩效信息则显著降低了公众信任。(2)尽管双面相对绩效信息对公众信任的直接效应为负,但其仍能通过提升主观绩效认知间接提升公众信任,这表明理性认知对绩效信息作用具有重要影响。(3)在确认偏差与反确认偏差的双重影响下,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乐观倾向增强了单面相对绩效信息的正向影响,削弱了双面相对绩效信息的负向影响。上述发现丰富了智能政务服务场景中的绩效信息研究,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对公众绩效信息处理的共同作用,凸显出智能政务服务推广过程中信息沟通策略的重要性。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意愿提升的行为助推策略研究
潘文浩;张强;韩莹莹;随着灵活就业的发展，该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日益凸显，但现有养老保险政策的覆盖广度与保障效果均不尽如人意。本研究立足行为公共政策视角，探讨助推策略对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的有效性及作用机制。研究采用2×2×2组间情境实验设计，考察养老保险重要性认知、政策理解度对参保意愿的影响，构建多元化政策情境并呈现实验材料，检验默认选项、流程简化和描述性规范等助推工具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养老保险重要性认知、政策理解度与参保意愿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且政策理解度发挥中介作用；(2)默认选项感知度和流程复杂度对基准中介模型产生调节作用，而描述性规范感知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3)默认选项感知度与流程复杂度交互项的协同效应主要作用于参保意愿认知加工的前端环节。本研究验证了助推策略在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意愿方面的有效性，为优化相关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并建议政策制定者考虑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变量差异，设计个性化助推策略以提高不同群体的参保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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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情境、危机沟通策略与公众政务信息采纳行为——两项调查实验
袁子凌;蔡劲松;面向不同危机情境，政府应采用何种危机沟通策略以促进公众的政务信息采纳行为，是当前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情境危机沟通理论与信息采纳理论，从公众政务信息采纳行为视角出发，通过两项双因素组间调查实验，分别探究危机情境对公众政务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以及危机沟通策略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如下。(1)针对危机情境的“危机类型-危机历史”两个维度，在危机类型维度下，相较于无类型信息，意外型危机、可预防型危机均显著负向影响公众政务信息采纳行为，且可预防型危机的负向影响显著强于意外型危机；在危机历史维度下，相较于无危机历史，有危机历史显著负向影响公众政务信息采纳行为。(2)组织责任归因与组织声誉在危机情境与公众政务信息采纳行为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3)危机沟通策略在危机情境与公众政务信息采纳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在“意外型危机-无危机历史”情境下，减少型策略的效果显著优于否认型策略；在“意外型危机-有危机历史”“可预防型危机-无危机历史”“可预防型危机-有危机历史”三种情境下，重建型策略的效果显著优于否认型策略及减少型策略。本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政府危机沟通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针对不同危机情境采用与之适配的危机沟通策略，进而提升政务信息采纳效果提供了实践启示。
归口领导原则下机构改革的限度和挑战——基于对L市新设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案例研究
王军洋;王诗源;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依照“一类事项由一个部门统筹”的原则，整合原属于人社部门和民政部门的相关职能以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旨在实现退役军人事务的集中统一管理。然而，本文基于L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考察发现，新设机构顺利接收了原由民政局管辖的优抚事务，但在承担原由人社局负责的军转干部安置职能时却面临挑战。本文从党的“归口领导”分析框架出发，探讨了这一执行问题背后的深层机制。究其原因，民政优抚工作属于典型的同级政府负责的行政职能，不涉及党的职能部门的纵向归口，与改革方案的行政整合逻辑相契合，因而转隶顺利；而军转安置工作则深嵌于“组织部—人社局”的归口领导链条中，使得行政层面的横向职能重组难以完全适配纵向归口领导的制度要求。本研究表明，行政层面的机构重组和整合，必须适配更高层级的归口领导体系；若缺乏纵向归口关系的同步理顺，行政层面的整合成效将受到显著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