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1期
城乡公共治理学科的时代价值、内涵特质与建设路径
姜晓萍;张雷;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将城乡公共治理设为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充分体现了公共管理学科应对国家战略转型的主动性与适应性。相较于其他二级学科，城乡公共治理既具有独特的研究范畴与研究范式，又具有利益公共性、交叉融合性与实践应用性的多重特征，正逐步发展为一门独立、成熟的学科。聚焦城市公共治理、农村公共治理及城乡融合发展与治理等问题，学界从治理场域、治理技术与治理体系三大维度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本土化标识性概念。面对学科建设与学术创新的双重发展需求，亟须构建更高水平的城乡公共治理学术共同体，聚焦学科建设的范式创新与体系构建、学术知识的本土提炼与理论应用、学术平台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共生等方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公共治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科层排斥：政府实体型协调组织的功能异化逻辑
温雪梅;吴炫菲;地方政府协调组织实体化改革旨在强化协调效力，但却陷入功能异化困境。本文基于对A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社治委”)2018—2023年的追踪研究，系统揭示了实体型协调组织的动态调适逻辑及其异化机理。研究发现，社治委通过重塑权力结构、适配科层规则、创新资源配置、整合绩效共识的四维调适策略，实现了组织协调功能的阶段性激活。然而，这些策略性调适行为在与科层系统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权威传导的效力衰减、职责重构的模糊化困境、资源整合的层级壁垒、政绩激励的结构性偏差等异化逻辑，这本质上是科层体系凭借其强大的结构性力量对组织创新实施的系统性排斥，深刻揭示了行政体制改革中结构惰性与组织创新之间的矛盾，为当前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与理论启示。
政策再生产何以形成:基于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组态分析
张迎新;周健;政策扩散作为政策科学的经典议题，以往研究往往将政策采纳与否作为核心议题，实质是将政策转移简单理解为政策复制而忽视了政策再生产的多元样态。政策再生产的复杂性决定了既有政策扩散理论的套用难以充分解释其形成过程。因此，本文基于政策再生产过程与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展，提炼出区域环境、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四个理论概念，构建了“环境-组织-网络-领导”(Environment-Organization-Network-Leadership, EONL)的理论框架，以探讨政策再生产的形成过程。本文基于城市政府数据治理机构这一数字政府政策议题中的管理创新，综合应用Doc2Vec模型与定性比较分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必要条件；(2)区域环境与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多重并发，形成5条驱动高水平政策再生产的多元化组态，分别为内部协调型、环境支持型、内外联动型、外部协调型、综合演化型，且其本质差异在于组织外部的区域环境与组织内部的晋升激励何者为主导配置；(3)条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面貌，区域环境与领导特征相较于府际网络与组织资源更加重要，且区域环境与组织资源、府际网络与领导特征分别构成了替代关系。研究不仅有助于通过对政策再生产理论框架的完善来深化对政策动态转移的理论认知，还为地方政府促进政策的本地化调整提供了经验借鉴。
声誉评价：基于信息的政府监管新机制
李珍珍;严宇;得益于治理工具的不断发展，信息已成为政府履行监管职能、缓解监管压力的重要工具。政府通过披露企业正面或负面信息，激励或约束企业行为，从而提升自身监管能力和效果。基于A市B区物业企业“红黑榜”的案例分析，本文探讨一种基于信息的政府监管新机制——声誉评价机制。声誉评价机制的生成基于信息的汇聚、加总与核算，其有效运行依赖四个关键要件，即信息生产、信息传播、市场惩罚和重复博弈。该机制能有效促使物业企业规范服务行为，使政府在不直接掌握企业运营数据的情况下实现监管。基于对“红黑榜”案例的长期追踪研究，本文还发现声誉评价机制的效果也存在限度，尤其是数据采集和算法设计等因素会影响企业对此类监管手段的认可程度。未来，政府运用基于信息的声誉评价机制须在有效性和合法性之间寻求平衡。
乡村振兴视角下厕所革命政策的健康效应评估——基于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
张鹏龙;钟建乐;胡羽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江西省景德镇市2013—2022年农村建档立卡家庭的全样本追踪调查数据，以2015年起实施的厕所革命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多期DID模型，研究了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村厕所革命有效提升了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该政策主要降低了低收入群体患慢性病(非大病)的概率。第二，保障饮水安全、安装合格粪池、无害处理粪污、修建安全厕屋、安装合格厕具和铺设合格管道是厕所革命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六种途径。第三，相较于工程补助，资金补助的健康提升效应更显著。第四，厕所革命政策对农村的女性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男性低收入群体，对老年低收入群体的提升作用大于中青年低收入群体，对因病致贫群体的提升作用大于其他原因致贫群体。本文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健康提升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进一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提供了政策启示。
鉴往知来：中国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的变迁趋势及其启示
谢胜华;康敏;冷向明;既有关于中国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大多缺乏历时态关怀。本文致力于把时间变量纳入政治参与行为研究，从年龄-时期-队列(APC)的分析视角出发，揭示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的变迁趋势。基于CGSS(2005—2021年)共9轮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在年龄效应上呈现倒“U”形趋势；在时期效应上呈现渐次缓慢且波动上升的趋势；在队列效应上，不同代际居民受教育背景及经济状况的影响而呈现出显著差异。在空间维度上，城乡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在年龄和时期效应上呈现出显著异质性。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为提升居民基层政治参与水平提出对策建议。
定风与引向：部门网络与政策吹风的议题演进
凌佳亨;翁宗源;刘伦;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政策预期沟通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政策吹风是中央政府开展政策预期沟通的核心工具，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策模糊性、减轻信息不对称和预期偏差，并对以“决策删简-执行协商”为特征的政策过程形成补充。基于2015—2023年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文本的研究表明，吹风会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国内与国外等核心治理关系上的关注重点，随政策周期与社会情境而变化。议题内容一方面持续聚焦市场主体、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动态回应阶段性治理重点，并呈现向跨领域、系统性治理议题拓展的趋势。在沟通策略上，吹风会的时序安排与媒体渠道配置呈现出明显的策略考量：沟通节奏依据议题性质在“长预热”与“快响应”之间切换，并在关键改革领域采用前置吹风以引导预期；媒体参与格局则呈现出境内媒体层级分工与境外媒体地域与功能分化的特征。参与部门形成具有“小世界”特性和高集聚性的合作网络，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核心部门处于网络中心并扮演关键桥梁角色。研究刻画了政策吹风在中国政策预期沟通实践中的主要特征，为理解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提供了经验观察视角。
约束与包容：流动人口司法治理的差异性研究
王翔;胡悦;对流动人口犯罪依法进行审判，是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亦是保障流动人口有序治理的重要防线。本文聚焦流动人口司法裁判问题，基于164790份裁判文书数据展开系统分析，从裁判差异角度实证考察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治理策略与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呈现出约束效应和包容效应并存的双重倾向：相较于本地人口犯罪，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判决刑期量刑更严，约束性更强；但同时，司法判决又受当地经济和文化两大维度影响，对司法约束性形成非线性调节。两种效应共同塑造了流动人口司法治理力度，为规范流动人口有序发展构建了法治化空间。准确把握这两种司法效应，有助于为完善我国流动人口犯罪防控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经验支撑。
多层嵌套式政策工具选择: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
张剑;李鑫;姜玲;如何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以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主题。当前我国政策工具研究仍存在套用西方话语体系的现象，尚未深刻理解与系统阐释政策工具选择的理论逻辑，也未充分挖掘其在我国独特治理体系中的特色实践内涵。本文尝试从政策工具类型选择、政策工具设计特征选择与政策工具选择整体调试三个维度，构建多层嵌套式政策工具选择理论框架，并进一步剖析嵌入我国本土治理情境下的政策工具选择逻辑。研究发现，政策工具选择是综合考虑政策工具属性及其交互关系、政府治理模式与偏好、政府资源与能力、目标群体特征等多元因素，实现多层嵌套“目标-工具”匹配关系的动态过程。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塑造的政策设计逻辑，为政策工具选择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引导、更丰富的类型选项、更强的制度韧性和更大的调试空间，在政策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构建了多层嵌套式政策工具选择理论框架，丰富了政策工具选择的解释机制，也为理解我国政策工具选择的逻辑机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难以承受的关怀”:政府上门服务为何引发民众不满?
易航宇;孟凡坤;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正在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服务。通常认为政府的主动服务有助于提升民众满意度，但为何在“更进一步”的上门服务中却引发了民众诸多不满?本文从公共服务体验的视角出发，基于两个典型案例揭示了政府上门服务中民众负面体验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政府上门服务使得民众生活场域转化为政府服务场景，公共服务的行政性与私人生活的社会性发生冲突，行政力量塑造了上门服务中诸多情景压力；政府上门服务也因政府主动作为抬升了民众服务期望，但标准化的统一服务供给无法满足个人差异化的实际需求，民众因此会在服务前后产生期望落差。上门服务中民众的负面体验是政府过度主动行为的产物，对此需要加强公共服务的体验设计，保持政府服务的适当“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