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与企业创新:政策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Firm Innovation:Research on Policy Heterogeneity and Mechanisms for Action
王有强,马恩
摘要(Abstract)：
开发区是各级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开发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开发区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级别开发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国家级和市级开发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省级开发区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并测算了开发区内的专业化与多样化产业集聚水平,发现政策效应和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是开发区影响企业创新的主要作用机制。
关键词(KeyWords)： 开发区;企业创新;熵平衡;倍差法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 王有强,马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 (2)向宽虎、陆铭:《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冲突——为什么开发区政策的区域分散倾向是不可持续的?》,《财经研究》2015年第4期。
- (3)周伟林、周雨潇、柯淑强:《基于开发区形成、发展、转型内在逻辑的综述》,《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1期。
- (1)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 (2)罗兆慈:《国家级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发展沿革与创新路径》,《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年第1期;孔伟杰:《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大样本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2年第9期。
- (3)江飞涛、李晓萍:《当前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基本逻辑》,《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 (4)韩亚欣、吴非、李华民:《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之约束与突破——基于调研结果与现有理论之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5期。
- (5)张艳、赵民:《论开发区的政策效用与调整——国家经济技术与高新产业开发区未来发展探讨》,《城市规划》2007年第7期。
- (6)Schminke A.,Van Biesebroeck J.,"Using Export Market Performance to Evaluate Regional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China,"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13(2),pp.343-367.
- (7)袁其刚、刘斌、朱学昌:《经济功能区的“生产率效应”研究》,《世界经济》2015年第5期。
- (8)张杰、刘志彪、郑江淮:《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的分析》,《管理世界》2007年第6期。
- (1)吴一平、李鲁:《中国开发区政策绩效评估: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视角》,《金融研究》2017年第6期。
- (2)张国峰、王永进、李坤望:《开发区与企业动态成长机制——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和增长的研究》,《财经研究》2016年第12期。
- (3)程郁、陈雪:《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高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11期。
- (4)王永进、张国峰:《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 (5)林毅夫、向为、余淼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 (6)王永进、张国峰:《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吴一平、李鲁:《中国开发区政策绩效评估: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视角》,《金融研究》2017年第6期。
- (7)袁其刚、刘斌、朱学昌:《经济功能区的“生产率效应”研究》,《世界经济》2015年第5期;林毅夫、向为、余淼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 (8)Alder S.,Shao L.,Zilibotti F.,"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 Panel of Chinese Citi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6(4),p.305.
- (9)阿尔德(Alder)等利用1988-2010年地级市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开发区的设立对城市GDP的影响,结果发现,仅国家级开发区对城市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省级开发区的影响并不显著。参见Alder S.,Shao L.,Zilibotti F.,"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 Panel of Chinese Citi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6(4),p.305。这说明了我国不同级别开发区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但他们并未对此差异做深入的分析与解释。还有学者指出,政策优惠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过度的政策优惠可能对产业集聚效应产生不利的影响(钱学锋、陈勇兵:《国际分散化生产导致了集聚吗: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世界经济》2009年第12期;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而林毅夫等仅仅将开发区内企业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不仅对产业集聚过于简化,而且并没有关注到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企业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参见林毅夫、向为、余淼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 (1)Aghion P.,Cai J.,Dewatripont M.,Du L.,Harrison A.,Legros P.,"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5(4),pp.1-32.
- (2)董晓芳、袁燕:《企业创新,生命周期与聚集经济》,《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1期。
- (3)芮正云、罗瑾琏、甘静娴:《新创企业创新困境突破:外部搜寻双元性及其与企业知识基础的匹配》,《南开管理评论》2017年第5期;王永进、盛丹、李坤望:《中国企业成长中的规模分布——基于大企业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张杰、张少军、刘志彪:《多维技术溢出效应、本土企业创新动力与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基于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形态的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 (4)叶江峰、任浩、甄杰:《中国国家级产业园区30年发展政策的主题与演变》,《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11期。
- (5)Martin S.,Scott J.T.,"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Market Failure and the Design of Public Support for Private Innovation,"Research Policy,2000(29), p.437; Nelson R.R.,“The Simple Economics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9(67),p.297.
- (1)Lall S.,"Competitiveness Indic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An Economic Evaluation o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World Development,2001(29),p.1501.
- (2)巫永平:《关于产业政策的若干问题》,《公共管理评论》2016年第2期。
- (3)陈玲:《产业政策决策如何迎面“深度不确定性”》,《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
- (4)林毅夫、向为、余淼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陈钊、熊瑞祥:《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管理世界》2015年第8期。
- (5)袁其刚、刘斌、朱学昌:《经济功能区的“生产率效应”研究》,《世界经济》2015年第5期。
- (6)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廉运杰译,华夏出版社,2004,第226页。
- (7)李力行、申广军:《经济开发区、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3期。
- (8)余明桂、范蕊、钟慧洁:《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2期。
- (9)李贲、吴利华:《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成长:异质性与机制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 (1)周茂、陆毅、杜艳、姚星:《开发区设立与地区制造业升级》,《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3期。
- (2)王永进、张国峰:《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 (3)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 (4)周明、吴翠青:《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科研管理》2017年专刊S1;周江华、李纪珍、刘子諝、李子彪:《政府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技术经济》2017年第1期;David P.A.,Hall B.H.,Toole A.A.,"Is Public R&D a Complement or Substitute for Private R&D? A Review of the Econometric Evidence,"Research Policy,2000(29),p.497; G(o|¨)rg H.,Strobl E.,“The Effect of R&D Subsidies on Private R&D,"Economica,2007(74),p.215.
- (5)Lerner J.,"The Government as Venture Capitalist:The Long-Run Effects of the SBIR Program,"Journal of Business,1996(3),p.285; Wu A.,"The Signal Effect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in China:Does Ownership Matter?"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7(117),p.339.
- (6)蔡晓慧、茹玉骢:《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6年第11期。
- (7)Kline P., Moretti E.,"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Agglomeration Economies,and the Big Push:100years of Evidence from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3(1),p.275.
- (1)Audretsch B.,"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Innovative Activit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998(2),p.18.
- (2)Saxenian A L.,"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High-Growth Entrepreneurs,"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2002(1),p.20;丘海雄、徐建牛:《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管理世界》2004年第10期。
- (3)Von Hippel E.,"Sticky Information and the Locus of Problem Solving: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 Science,1994(4),p.429.
- (4)郑健壮、吴晓波:《中小企业集群经济持续发展动因》,《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谢子远、吴丽娟:《产业集聚水平与中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基于20个工业行业2000-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科研管理》2017年第1期。
- (5)Cohen W M.,Levinthal D A.,"The Implications of Spillovers for R&D Investment and Welfare:A New Perspective,"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p.128.
- (6)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陈家祥:《关于开发区协调发展的问题——以南京市为例》,《城市问题》2010年第2期;Alder S.,Shao L.,Zilibotti F.,"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 Panel of Chinese Citi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6(4),p.305.
- (1)例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包括“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化和机构优化能力、国际化和参与全球竞争能力、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一级指标(国科发火[2008]191号)。
- (2)周伟林、周雨潇、柯淑强:《基于开发区形成、发展、转型内在逻辑的综述》,《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1期。
- (3)2010年初商务部发布的《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审核原则和标准》设置了包括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集约节约、生态环保及社会责任5个方面共18个指标的审核标准。以东部地区为例,省级开发区获得省级资格的前提条件是:地区人均GDP达12万元以上,年度进出口总额5亿美元以上,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大于等于20%,专利数大于等于50个,科研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在1%~2.5%,大专以上学历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比重在10%~20%,等等。
- (4)殷存毅、夏能礼:《治理特征、激励结构与区域租金——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解释》,《理论探讨》2015年第1期。
- (5)程郁、郭雯:《联合治理视角下的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年第2期;殷存毅、汤志林:《我国开发区的发展与治理:央—地关系视角》,载魏礼群主编《科学发展与行政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第232页。
- (6)王志锋、王优容、王云亭、陈俊华:《城市行政等级与经济增长——基于开发区的视角》,《宏观经济研究》2017年第11期。
- (7)李贲、吴利华:《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成长:异质性与机制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 (1)陈劲、梁靓、吴航:《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4期。
- (2)Pouder R.,John C.H.,"Hot Spots and Blind Spots:Geographical Clusters of Firms and Inno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4),p.1192.
- (3)吴结兵、徐梦周:《网络密度与集群竞争优势:集聚经济与集体学习的中介作用——2001~2004年浙江纺织业集群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FoltaT.B.,Cooper A.C.,BaikY.,"Geographic Cluster Size and Firm Performance,"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6(2),p.217。
- (4)陈钊、熊瑞祥:《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管理世界》2015年第8期。
- (5)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2012年第5期。
- (1)Brandt L,Van Biesebroeck J.,Zhang Y.,"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2012(97),p.339;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2012年第5期。
- (2)余淼杰:《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来自中国产品面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4期;王永进、盛丹、李坤望:《中国企业成长中的规模分布——基于大企业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 (3)向宽虎、陆铭:《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冲突——为什么开发区政策的区域分散倾向是不可持续的?》,《财经研究》2015年第4期。
- (4)这些字段包括开发区、园区、工业区、工业园、工业小区、工业新区、经济发展区、试验区、实验区、创业园、建设区、科技园、示范区、示范园、贸易区、加工区等。
- (5)之所以将企业名称信息纳入识别范围,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开发区企业的名称为“某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或“某某市高新区”等,而地址信息相对缺失可能造成这些开发区企业未被识别,进而影响下文的因果推断。
- (1)任浩:《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中国100强产业园区持续发展指数报告》,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第28页。
- (2)乔舒亚·安格里斯特、约恩-斯特芬·皮施克:《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郎金焕、李井奎译,格致出版社,2012,第161页。
- (3)李贲、吴利华:《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成长:异质性与机制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 (1)Jens Hainmueller,"Entropy Balancing for Causal Effects:A Multivariate Reweighting Method to Produce Balanced Samples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Political Analysis,2012(20),p.25.
- (2)唐为、王媛:《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
- (3)陈劲、陈钰芬:《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年第3期。
- (4)吴延兵:《中国工业产业创新水平及影响因素——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产业经济评论》2006年第2期。
- (5)陈劲、陈钰芬:《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年第3期。
- (6)吴延兵:《中国工业产业创新水平及影响因素——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产业经济评论》2006年第2期。
- (7)杨洋、魏江、罗来军:《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管理世界》2015年第1期。
- (8)董晓芳、袁燕:《企业创新,生命周期与聚集经济》,《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1期。
- (9)杜威剑、李梦洁:《产业集聚会促进企业产品创新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产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
- (1)Yasuda Takehiko,"Firm Growth,Size,Age and Behavior in Japanese Manufacturing,"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5(24),p.1.
- (2)Aw B.Y.,Mark J.Roberts,T.Winston,"Export Market Participation,Investments in R&D and Worker Training,and the Evolution of Firm Productivity,"World Economy,2007(30),p.83.
- (3)周明、吴翠青:《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科研管理》2017年专刊S1。
- (4)Bhagat S.,Ivo W.,"Corporate Research&Development Investment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5(19),p.443.
- (5)杨洋、魏江、罗来军:《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管理世界》2015年第1期。
- (6)Geiger S.W.,Marianna M.,"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novation Processes: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Slack in R&D Intensive Firms,"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6(17),p.97.
- (7)Dai X.,Cheng L,"The Effect of Public Subsidies on Corporate R&D Investment:An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5(90),p.410.
- (8)解维敏、唐清泉、陆姗姗:《政府R&D资助、企业R&D支出与自主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09年第6期。
- (9)张杰、郑文平、翟福昕:《竞争如何影响创新:中国情景的新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1期。
- (10)蔡晓慧、茹玉骢:《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6年第11期。
- (1)因篇幅所限,未在正文中展示。
- (1)此次加权的权重为下文计算的w4,具体变量选取见下文。
- (1)由于篇幅所限,未在正文中展示。
- (2)余明桂、范蕊、钟慧洁:《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2期;李贲、吴利华:《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成长:异质性与机制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 (3)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年第5期。
- (1)梁琦、钱学锋:《外部性与集聚:一个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07年第2期。
- (2)Combes P.P.,“Economic Structure and Local Growth:France,1984-1993,"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0(3),p.329;陈劲、梁靓、吴航:《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4期;张萃:《什么使城市更有利于创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
- (3)由于篇幅所限,未在正文中展示。
- (1)由于篇幅所限,未在正文中展示。
- (2)由于篇幅所限,未在正文中展示。
- (3)spe_n和div_n在国家级开发区中表示spe_1与div_1,依此类推。
- (1)周圣强、朱卫平:《产业集聚一定能带来经济效率吗:规模效应与拥挤效应》,《产业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沈能、赵增耀、周晶晶:《生产要素拥挤与最优集聚度识别——行业异质性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5期。
- (2)汪彩君、邱梦:《规模异质性与集聚拥挤效应》,《科研管理》2017年第S1期。
- (3)吴结兵、徐梦周:《网络密度与集群竞争优势:集聚经济与集体学习的中介作用——2001~2004年浙江纺织业集群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陈劲、梁靓、吴航:《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4期。
- (4)Mouzas S.,"Efficiency Versus Effectiveness in Business Network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6(10-11),p.1124.
- (5)Baum J.A.C.,Mezias S.J.,"Localized Compet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Failure in the Manhattan Hotel Industry,1898-1990,"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2(3),p.580.
- (6)谢子远:《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科研管理》2011年第11期。
- (7)省级开发区的政策优惠主要体现为企业地税返还或财政补贴奖励(向宽虎、陆铭:《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冲突——为什么开发区政策的区域分散倾向是不可持续的?》,《财经研究》2015年第4期),其政策优惠的资源规模和强度等方面都无法和国家级开发区相比。参见Alder S.,Shao L.,Zilibotti F.,"Economic Reforms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A Panel of Chinese Citi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6(4),p.305;王志锋、王优容、王云亭、陈俊华《城市行政等级与经济增长——基于开发区的视角》,《宏观经济研究》2017年第11期。
- (8)根据本文的数据库,国家级开发区内平均企业数量为156家,而省级开发区内平均企业数量为37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