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麟科,陶郁,刘明兴

• 1: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 2: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
• 3: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摘要(Abstract)：

本文基于有代表性的全国抽样数据,系统考察了2005年信访改革在农村基层的差异性影响。这次改革有效消减了农村信访数量,但消解大规模群体性上访的效果并不明显,甚至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非信访群体性事件。导致上述差异的关键,在于基层干部采用了不同手段和策略来执行消减信访的政策。在执行策略摇摆不定的村庄,消解信访可能额外激发制度外抗争;而在执行策略稳定的情况下,无论采用温和手段化解矛盾还是采用强硬手段压制抗争,都不会额外激发制度外抗争。造成基层干部出现执行手段和策略分野的原因,在于地方权力结构和资源禀赋的差异。

关键词(KeyWords)： 政策执行;信访改革;基层治理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3M531570、2014T70656);; 国家留学基金委(201406225058);; 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IFYT1223)的资助

作者(Author): 侯麟科,陶郁,刘明兴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Grindle,M.S.,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3.
• (1)O'Brien K.and Li L.,"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1999(2),pp.167-186.
• (2)Bimey M.,"Decentralization and Veiled Corruption under China's'Rule of Mandates',"World Development,2014(53),pp.55-67.
• (3)官方数字显示:改革当年,全国信访总量下降6.5%,逆转了在此前12年持续增长的趋势,该指标更于次年再度下降15.5%。参见陈柏峰《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28~42页。
• (4)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第4~9页;陈柏峰:《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28~42页。
• (1)Lin W.and Wong C.,"Are Beijing's Equalization Policies Reaching the Poor?An Analysis of Direct Subsidies under the'Three Rurals'(Sannong),"The China Journal,2012(67),pp.23-46.
• (2)Li L.,Liu L.,and O'Brien K.J.,"Petitioning Beijing:The High Tide of(2003-2006),"The China Quarterly,2012(210),pp.313-334.
• (1)曹康泰:《<信访条例>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制度》,《中国法律》(中英文版),2005年第3期;汪永清、吕锡伟:《信访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张巧艳:《对当前信访工作中缠访闹访问题的思考》,《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第75~77页。
• (2)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04~127页。
• (3)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学习月刊》2010年第23期,第28~29页。
• (4)容志、陈奇星:《“稳定政治”:中国维稳困境的政治学思考》,《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87~96页。
• (5)需要指出,受地震等不可抗拒力的影响,极少数样本村庄的调研结果存在数据缺失。本文中所有计量结果都已标明具体样本数量。关于抽样方法和调研过程更为详细的介绍,参见徐志刚、刘明兴、刘永东《农民组织对村庄公共融资的影响:掣肘还是助推》,《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3期,第849~870页。
• (1)信访是制度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然而,现行《信访条例》明确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因此,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上访已逾越了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应被理解为制度外抗争。集体阻塞交通、阻拆阻建、围堵公务人员或到相关责任单位示威在内的非信访群体性事件,无论目的是否合理,手段往往不完全合法,因此也应被理解为制度外抗争。
• (1)关于“压力型体制”的详细介绍与分析,参见荣敬本、高新军、杨雪冬、赖海榕、王安岭《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关于“维稳”压力对基层干部行为可能造成的扭曲,参见于建蝾《当前压力维稳的困境与出路》,《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9期,第3~6页;金太军、赵军锋:《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与对策》,《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91~100页;刘正强:《信访的“容量”分析》.《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第130~143页。
• (2)王勇:《国家视角下维稳成本与收益分析》,《求实》2012年第2期,第53~58页;秦小建:《压力型体制与基层信访的困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6期,第147~153页;饶静、叶敬忠、谭思:《“要挟型上访”——底层政治逻辑下的农民上访分析框架》,《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第24~31页。
• (3)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61~79页。
• (4)O'Brien K.J.and Li L.,"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1999(2),pp.167-186;Birney M.,"Decentralization and Veiled Corruption under China's'Rule of Mandates',"World Development,2014(53),pp.55-67.
• (1)刘明兴、刘永东、陶郁、陶然:《中国农村社团的发育、纠纷调解与群体性上访》,《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178~200页;陶郁、刘明兴:《群众社团与农村基层冲突治理》,《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52~61页。
• (2)田先红:《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社会》2012年第4期,第164~193页;温铁军、郎晓娟、郑风田:《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状况及其特征》2011年第3期,第66~76页;陈柏峰:《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及其政治社会影响》,《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6期,第79~103页;夏柱智:《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青年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21页。
• (3)张永宏、李静君:《制造同意: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第5~25页;Y.Deng and O'Brien.K.J."Relational Repression in China: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rotesters,"The China Quarterly,2013(215),pp.533-552。
• (1)具体来说,上标j所代表的具体事件类型包括“全部信访事件”、“将省级以上机关作为对象的信访事件”、“30人以上共同参与的集体上访事件”、“5人以上共同参与的非信访群体性事件”、“20人以上共同参与的非信访群体性事件”和“50人以上共同参与的非信访群体性事件”等6类。故而,上述公式实际代表由6个自变量完全相同但因变量各不相同的回归模型所构成的模型组。为直接观测改革对于“温和型”、“强硬型”和“摇摆型”三类村庄中各种信访事件和非信访群体性事件数量和变化幅度的影响,我们利用上述模型组对三类村庄的情况分别进行了考察,并将对每类村庄的考察结果分别汇总在一张表格中。因此,下文表3、表4和表5实际报告了3组共18个回归模型的结果。我们也在保持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对三类村庄进行了合并回归,结果显示,表3、表4和表5中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囿于篇幅,此处不再显示稳健性检验结果,但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向我们索取。
• (2)我们重点关注交叉项系数β_3,是因为通过分析该指标的显著性水平和方向,我们可以得知:就某种事件在信访改革前后数量变化的相对幅度而言,作为考察对象的某类村庄与样本中除此之外的村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2005年信访改革在某类村庄的执行成效与作用后果,是否与样本中除此之外的村庄存在显著不同。
• (1)于建嵘、李连江:《政治发展下一步:县政改革》,《领导者》2007年第18期,第107~117页;温铁军、郎晓娟、郑风田:《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状况及其特征》,《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第66~76页。
• (1)田先红:《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社会》2012年第4期,第164~193页;郑欣:《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2)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学习月刊》2010年第23期,第28~29页。
• (3)韩志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第52~66页;Cai Y.,"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opular Resistance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008(193),pp.24-42。
• (1)田先红:《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社会》2012年第4期,第164~193页。
• (2)于建嵘:《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理论参考》2009年第4期,第6~9页;陈柏峰:《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及其政治社会影响》,《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6期,第79~103页;胡荣:《社会资本与地方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1)在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特别是取值分别为0和1)时,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是更为常用的处理方法。然而,本回归模型的首要作用,在于识别出那些对因变量取值具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从而理解影响基层干部采取不同策略应对信访活动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基于既有数据来预测某个村庄的基层干部面对信访活动会采取何种手段。因此,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在理解变量影响等方面,线性概率模型与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等效的。不过,为确保计量结果稳健.我们也通过多项logit模型重新进行了估计,结论与线性概率回归的结果一致。囿于篇幅,此处不再显示稳健性检验结果,但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向我们索取。
• (1)章奇、刘明兴:《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格致出版社,2016,。
• (2)于建嵘、李连江:《政治发展下一步:县政改革》,《领导者》2007年第18期,第107~117页。
• (3)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这一发现与罗润岑(Peter Lorentzen)等人关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研究成果一致。上述学者指出,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执行力度与城市污染程度关系不大,但与城市对污染企业的经济依赖程度关系密切。参见Lorentzen P.,Landry P.,and Yasuda J.,"Undermining Authoritarian Innovation:The Power of China's Industrial Giants,"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14(1),pp.182-194。